李氏族谱志序
——唐太宗论氏族志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：“比有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虽累叶陵迟，犹恃其旧地，好自矜大，称为士大夫。每嫁妇女他族，必广索聘财，以多为贵，论数定约，同于市贾，甚损风俗，有紊《礼经》，既轻重失宜，理须改革。”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待郎令狐德等，刊正姓氏、普责天下谱谍，兼据凭史、传，剪其浮华，定其真伪，忠贤者褒进，悖逆者贬黜，撰为《氏族志》。志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，遂以崔干为第一等。太宗谓曰：“我与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，旧既无嫌，为其世代衰微，全无官宦，犹自云士大夫。婚姻之际，则多索财物。或才识庸下，而偃仰自高，贩松，依托富贵，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？且士大夫有能立功，爵位崇重；善事君父，史孝可称；或道义清素，学艺通博；此亦足为门户，可谓天下士大夫。今崔、卢之属，唯矜远叶衣冠，宁比当朝之贵？公卿已下，何暇多输钱物，兼与他气势，向声背实，以得为荣。我今定氏族者，诚欲崇树今朝冠冕，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，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！不论数代已前，只取今日官品、人才作等级，宜一量定，用为永则。”遂以崔干为第三等。至十二年书成，凡百卷，颁天下。又诏曰：“氏族之美，实系于冠之绪，齐、韩旧族，或乖礼义之风。名不著于州闾，身未免于贫贱，自号高门之胄，不敦匹嫡之仪，问名唯在于窃赀，归于富室。乃有新官之辈，丰财之家，慕其祖宗，兑结婚姻，多纳货贿，有如贩。或自贬家门，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，行无礼于舅姑。积习成俗，迄今未已，既紊人伦，实亏名教。联夙夜兢惕，忧勤政道，往代蠹害，咸已惩革，唯此弊风，未能尽变。自今已后，明加告示，使识嫁娶之序，务合礼典，称联意焉。”
[译文]
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：“近来有山东的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虽然在好几年已经败落，仍然依仗旧有的地望，喜欢自夸自大，号称士大夫。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，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，以多为贵，讲数目定婚约，如同市里的商贩，败坏了风俗，打乱了《礼经》的规定。轻重即然如此失当，理应有所改革。”于是就下令叫吏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令狐德等人订正姓氏，普遍收集全国谱谍，并根据史书传记，删除浮华，考定真假，上代出了忠贤提升等级，出了叛逆的加以贬，从而撰写一部《氏族志》。高士廉等人在进呈所定的氏族等第时，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。太宗说：“我和山东的崔、卢、李、郑，并无宿怨，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，已全无人做官，却还自称是士大夫，婚嫁的时候，就大量索取财物。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，却是悠然自得地夸张高门，炫耀死去的祖先，依附于富贵之列，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会看重他们。而且士大夫如能建立功业，爵位隆重，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，忠孝都得称赞；或者道德仁义高尚，学艺通博；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，称得上是天下的士大夫。如今崔、卢之类，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，这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？公卿以下的人，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，助长他们的气势，只图虚名不顾实际，想借此使自已光彩。我如今所以要重定氏族，为的是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，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，这不是你们看轻我朝的官爵？不管几代以前，只按照今天的官品、人才来定等级，应该在这次量定后，永远作为准则。”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。到贞观十二年全书完成，共计100卷，颁行天下。并下令说：“氏族高下，要以官爵相联系，婚姻的正道，要以仁义为先。自从北魏失国，北齐灭亡，朝野变化，风俗衰败。早先的燕、赵古姓，后人多失去官爵；以前齐、韩旧簇，行为也有背礼义。他们名不闻于乡里，身不免于贫贱，却自称高门后裔，而不讲究嫁娶礼仪，问名只在于勒索财物，女儿必须嫁给富贵之家。于是也有新做官的人，和钱财多的人家，羡慕人家的祖宗，抢着和人家攀亲，多送财物，如同卖买。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，受辱于姻亲，有的夸耀过去的地望，在公波面前行为无礼。这种做法已积久成了习俗，至今还未改变，既紊乱了人伦，也有亏于名教。我日夜谨慎小心，操劳政事，历代的弊端祸害，都已制止针除，惟的这项坏风气，还没有完全转变，从今以后，给大家讲清楚，要懂得嫁娶的规矩，务必合乎礼法，使我称心如意。”
（摘自吴兢《贞观政要﹒论礼乐第二十九》）
来源：——唐太宗论氏族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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